• 1、雷凌好还是轩逸好
• 2、在经济落后时代110年前东北发生的鼠疫，人是怎样防治的
• 3、还会来么
• 4、人类文明中有哪些无比悲壮的场面
• 5、诺门罕战役到底谁赢了

1、雷凌好还是轩逸好

时间：2018-08-15 22:47:58  提问：一工小

2、在经济落后时代110年前东北发生的鼠疫，人是怎样防治的

1910年清朝灭亡前夕，东北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鼠疫。

10月下旬，鼠疫在满洲里爆发，11月上旬就蔓延到东北中心城市哈尔滨。

此后如开闸的洪水铺天盖地向四周扩散，席卷了东北平原，横扫冀中平原和齐鲁大地。

肆虐时间长达六个月，即1910年10月25日始到1911年4月18日止。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疫区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感染，一共有6万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

死亡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但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鼠疫死亡率不到疫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感染人口死亡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三，治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在当时极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堪称奇迹。

那么，当时的满清是怎样做到的？

那场鼠疫的成功控制，首先要感谢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伍连德。

当时鼠疫爆发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手忙脚乱，官员手足无措，奉命前去执行任务的士兵也相继倒下了，全国一片恐慌。

这时候有人向推荐了伍连德。

伍连德，马来西亚华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有过英国和德国传染病研究所的工作经历，有医学博士头衔，是世界传染病领域的权威。

鼠疫爆发的时候，伍连德应邀回国不久，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担任副监督(副校长职)。

伍连德被召入宫，向朝廷陈述来了自己对鼠疫的分析和应对方案；摄政王载沣等人听的头头是道，觉得此人可信，于是立即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负责东北的鼠疫防治。

伍连德肩负着的重托和的期望，走马上任了。

伍连德到了东北，马不停蹄开始了工作。他和身边的助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亲自到医院病房和农村，零距离接触感染者，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经过跟助手和国际同行交流，觉得当务之急是隔离病人、控制扩散。

经过几个昼夜的工作，伍连德制定出鼠疫应对和控制方案，并让人快马加鞭递给了满清。

一、动员调集全国各地医生，招募南方私人医生和学生，迅速前往疫区。

二、筹集资金、筹备足够半年使用的救灾物资分批运往灾区。

三、的传播途径是接触性的，因此要在山海关沿线和设立关卡，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严禁民间车辆同行。

四、向有关邻国通告，对通过西伯利亚的边境重镇满洲里与哈尔滨之间的列车实行严格管控。通报俄日朝等邻国，获取谅解，寻求合作和帮助。跟日本南满铁路当局进行接洽，取得谅解，要求对方提供帮助。

五、关闭航道，原则上禁止航行。

六、增开临时应急医院，征用客栈和军营，收留患者，为医护人员提供居住场所，动员公务员和警务人员参与控制。

六、应需密切注意、京奉铁路沿线（此时部分路段已通车）的卫生状况，出现鼠疫病例应采取严格防治措施，建立专门的医院与隔离场所；

七、在京津地区进行全民动员，采取防护措施，以防万一。

具体措施如下：北京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

“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

如发现违法通行和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规定者，处以高额罚款。

八、以朝廷名义、各地官员出面协助，由防疫部门将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以彻底杜绝鼠疫的传染。

对于伍连德的建议，各级非常重视，都无一例外落到了实处。

全国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对鼠疫同仇敌忾、

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伍连德在外国同行的帮助下，跟自己的同事和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一起，开始了消灭鼠疫的攻坚战。

经过四个月的日夜奋战，这场近代规模空前的鼠疫被彻底消灭。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

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会长，对这次东北鼠疫的防治经验教训做了总结。

在伍连德的努力推动下，满清初步确立了的防疫制度，了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并且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创建了近代第一所防疫医院——滨江医院。

3、还会来么

瘟疫并没有走，只是程度变轻了，说不定在某时某地还会变重。另外一种瘟疫消停了，还会有其它瘟疫出现。需要打持久战。

4、人类文明中有哪些无比悲壮的场面

20多年前，还记得1998年的那场暴雨吗？还记得哪个眼含泪花的将军吗？对于许多人来说，1998年的那场洪水，给人留下了刻苦铭心的记忆。长江、松花江、珠江、嫩江等洪峰接踵而来，武汉、荆州、九江等地纷纷告急，子弟兵在党的指挥下，迅速投入抗洪战斗。

在抗洪结束后，一张新闻照片，戳中了人们的泪点，照片的主角是董万瑞将军，原副司令，1998年长江抗洪期间，他是驻九江抗洪前线总指挥，在完成抗洪任务后，将军在车站送别抗洪将士，泪洒站台。

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月7日下午1点左右，长江九江段突然决堤30米左右，洪水向九江奔涌而去，九江危在旦夕。九江决口的消息，受到党和的高度重视，在此危难之际，谁能扛起重担？

时年57岁的董万瑞中将临危受命，接到命令的董万瑞丝毫不敢懈怠，带领三万子弟兵就赶往了九江抗洪现场，没有当过兵的人，很难理解军人的那种使命感，他与战士们一块儿签下了誓与大堤共存亡的生死状，当时的那种豪情万丈让人每当想起都会湿润眼眶，人这一辈子，哪怕只做一件让自己每次想起都会感到自豪的事就足够了。

我们很难想象，已经年近花甲的将军和战士们一起，连续五天五夜没有睡觉，只吃了一个包子和一碗面条。这么长时间不休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可能扛不住，而且身为指挥员，在这种高度神经紧张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这么久。如果有人问什么？那么答案只有四个“我是军人”。

董万瑞将军的儿子董三榕少尉也在抗洪队伍中，是尖刀排排长，两人被誉为抗洪“父子兵”。虽然两个人在一个“阵地”上，两人却很少相见，中将父亲还是在龙开河工地和陪同总政治部于永波主任看望抗洪官兵时，才见到又黑又瘦的儿子。

见到儿子，两人并没有多交流，将军只说了一句：“看看你的手，你还没有我黑。”董三榕不好意思的笑了。其实在连队里，董三榕已经是最黑的人了，他被战士们称为“酋长”。

有人说，董万瑞将军不心疼儿子，却十分关心基层战士。他不止一次的辈战士们舍生忘死堵决口的事迹感动的落泪，总是让记者不要老跟着自己，要多写写奋战在一线的官兵们。他说：“要我讲官兵中有多少英雄，我说不清。但我可以说，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是英雄，都有一串催人泪下的故事……”

和平年代，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正是对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的直接检验。1998年的洪水，百年不遇，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奔赴抗洪一线。

在九江决口处，战旗飘扬，两千官兵组成一道道传送链，将堵水用的石料、粮包向激流中抛去，奋战在决口上游的官兵，连夜奋战，他们借助月光和探照灯光，同时从江堤和煤船两边抛投砂石袋和粮包，可是，湍急的水流转眼将沙袋、粮包冲的无影无踪。

钢管运来了，将士们把钢管绞成栅栏，一排排地打入江底，然后飞速地抛块石、袋装碎石、钢筋笼块石和一袋袋的稻谷、蚕豆。石料流失被遏制了，堵水效果明显。部队官兵连续奋战，一个个疲惫不堪，不少人中暑、脱水。

结语：

2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看到将军的这张照片，不禁猜测，满眼泪花的将军在想什么？

或许他在想，自己的士兵不顾生死的跳入洪峰中，扛沙袋的肩膀都脱了几层皮，累得不行了躺在地上睡一会，饿了用矿泉水方便面充饥，凭什么啊，自己的士兵不是娘生爹养的吗，他们没有朋友，没有爱人吗？但是凭什么，凭什么，他们不能在家照顾自己的父母，不能和爱人孩子在一起，不能和朋友聚会，而仅仅一个军人的身份，一身军装就能让他们出生入死！

是对基层官兵的爱和不舍！

铁血将军董万瑞，那一张从不表露喜怒的脸啊！此刻却因普通战士的告别而动容！那一双极少流泪的眼啊！此刻却因战士的忠诚而闪动着泪花！

2017年2月，董老将军去世的消息传来，如同当年的那张照片一样，再度引爆了无数国人的泪点。

5、诺门罕战役到底谁赢了

诺门坎战役的最大赢家，即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撤至重庆正在节节抵抗陷入苦战的国民。你注意下时间点，诺门坎战役的爆发时间是1939年5月11日，而就在两天前的5月9日，日寇华中第11军还在的指挥下发起了进攻南昌的战役，亦称“南昌会战”，第九战区陈诚完败。本文不再重复介绍日苏双方究竟在战役中损失了多少兵力和兵器，更主要的是从宏观角度看待战役的结局和影响。

（冈村也在关东军呆过）

总体而言，诺门坎战役就是日苏双方分别支持了自己的附庸军（伪满军和蒙军），在哈拉哈河两岸大打出手，苏军也因为大清洗带来的后遗症，官兵战斗素养处于低谷期，伤亡很是不小，更由于纳粹德国在西方的巨大威胁，所以并不想扩大战事。而日本陆军也在苏军的装甲洪流面前，遭遇前所未有之重创，是一场两败俱伤之役。所以要注意，日苏对诺门坎战役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苏联人打算见好就收，而日本人却是很不服气准备继续死磕的。

日本人为应对逐渐大打的诺门坎战役，特别升格组建了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第六军，军司令官是谁呢？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时期的华中日军主力第13师团长，中将荻州立兵。这个第六军下辖挑起诺门坎战事的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和第8“国境守备队”，随后增援了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熟悉吧？未来的第11军司令官），以及日本人唯一的宝贝“战车第1团”和其他杂七杂八的特种兵科部队。

（关东军司令植田）

他们的顶头上司则是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原第9师团长）和参谋长矶谷廉介（徐州会战时的第10师团长），也就是说，战役的主要指挥官多半是侵略过山海关以南的老，打装备简陋的挺顺手，一个个狂得没边，结果在苏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是这帮家伙并不死心，再抽调第2和第4师团驰援诺门坎战场，结果主力还没有到达，东京日本军部已经决定停战，并开始下手整肃一直不听招呼的关东军。

在决定停火之前，为防止苏军继续深入东北，日本陆军紧急增调在关内战场的第5师团、第14师团和一批特种兵联队开赴东北，比如第5师团就在齐齐哈尔呆了好几个月，这两个师团一度被称为板垣师团和土肥原师团，是日本陆军四个机械化师团的其中两个，在关内战场急缺兵力的1939年8月间，却被调往了遥远的东北，这就直接影响了关内战场的局势。

（第六军司令官荻州立兵）

其实武汉会战以后，许多部队已成惊弓之鸟，尤其是南昌会战的失利，使上下畏战情绪非常严重，比如在日军还没有接近长沙的情况下，长沙守军自己烧起“文夕大火”致损失惨重，就是这种思潮的具体反映。如果侵占武汉、岳阳和南昌的日军于1939年5月间分两路攻向长沙，几乎可以肯定，老蒋和陈诚必定弃城，因为部队迫切需要整补，官兵士气需要恢复，第九战区是没有胆量跟日军决一死战的。

然而诺门坎的严重失败和损失，让日军必须考虑加强在东北的兵力，不仅抽调了若干老牌师团前往，包括和补给也得优先考虑输送关东军，这样就使华北和华中的日军一下子供血不足，攻势陷于停顿，而重庆和，则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比如的第11军攻陷南昌后，在1939年夏获得的和补充兵数量极少，只能暂时以确保占领区为目的，无力向南和向西深入侵略。

（蒙军指挥官）

其实在抗战初期，确曾有苏军出兵参战的传闻，有一部剧《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个背景编出来的，所以日本对此种可能保持着深深的警惕，“对苏戒备”成为优先战略考量。诺门坎的两次大规模武装下来，关东军本来是不服气的，准备增调部队和装备挽回败局，毕竟“皇军之花”的面子得要，真正叫停进一步行动的是东京军部，因为以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实在不能支撑两大战场的全面战争。

看一看日本陆军在1939年底的兵力分布：在当时总共编成的43个师团中，华北有12个师团、华中有10个师团、华南5个师团，半岛和本土有5个师团，而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则达到了四个军11个师团，以及“航空兵团”的两个飞行集团，尚不计战车部队、骑兵旅团和一堆的独立守备队和所谓的“国境守备队”，因此在1939年的几大战略区中，东北日军的兵力和实力其实是最强的。

（朱可夫在前线）

日本人把目光重点放在诺门坎的结果，是华中和华北日军不得不暂时停下侵略的脚步，直到日苏签订停战协议的9月16日以后，才获准发动第一次进攻长沙的作战，日军主攻部队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强渡新墙河南犯的时间，已经是9月18日，所以时间点是非常微妙的。然而经过四个月的整补，以及陈诚离开前线由薛岳代理司令长官，第九战区的心气大大提高，加之日军进攻兵力不足，终有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收官。

而长沙的坚守成功，极大提振了全民的抗战决心，对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冈村和后任司令官们总是苦恼第11军兵力不足，因为要同时面对着四个战区（第三、第五、第九，后面又加了个第六）的百万大军，20余万人的兵力属实捉襟见肘。然而由于诺门坎战役的影响，满蒙地区关东军的增兵还在继续，到了1941年“关特演”期间，兵力已经猛增到31个师团85万人，号称百万关东军，基本上就是关内战场四处缺兵，而东北地区扎堆（这还不算伪满军呢）。

（苏军的重炮炮弹）

我们知道，东北抗联在1941年是最艰苦的时期，人数锐减，已经很难对伪满的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而日军留驻大量部队于东北，更多的是为了“对苏警备”，诺门坎战役确实把打疼了，他们特别担心苏军觊觎东北，东京军部宁肯拒绝华北和华中日军的增兵请求，宁肯扶持汪伪“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也丝毫不敢放松在东北的军力集结。所以诺门坎战役，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牵制日军大量兵力的作用，受益人当然是苦撑待变的重庆。

诺门坎战役更深邃的影响在于，骄狂的日本陆军在大草原上栽了跟头，被海军马鹿各种嘲笑，也因此在北上和南进的战略选择中，话语权遭到严重削弱，尽管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不完全是因为与苏军作战受挫，但是心理畏惧的因素肯定还是存在的。而日本“南进”的后果，是必然跟美英的利益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迎头碰撞，也促使之前一直实施绥靖政策的美英，开始全力援助重庆。

1941年12月8日凌晨，当老蒋听闻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消息后，长舒了一口气，知道日本战败已成定局，而这一切都与两年前的那场诺门坎战役有着莫大的关系，其间最大的赢家是谁，不是很清楚了么？

（日军俘获之蒙军士兵）